王旭臻 张皓：从胜利走向胜利——1949年人民进军解放大西北

　　

　　摘要：1949年4月21日，向人民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四路野战军迅即向全国未解放地区进军。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正确估计战局形势发展，巧妙运用战略战术，有计划有步骤地钳制歼击胡宗南及马步芳、马鸿逵各部，全面解放大西北。其战略主要有四步：第一步发起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主力，人民控制了西北战场；第二步实施陇东追击战，分割青宁二马，乘胜追击直入西北腹地；第三步打响兰州战役，大败青马主力，西北解放已成定局；第四步解放青、宁、新三省，实现战略进军与和平解放双效应用。人民胜利进军西北，支持了友邻战场战事推进，加速了反动统治瓦解崩溃，完成了从战略大追击到解放大西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保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政治、军事环境。

　　人民进军西北，解放陕、甘、宁、青、新五省，是在拒签国内和平协定、发出向全国进军号令、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在全国反动统治基本结束的背景下，由中国领导发起，第一野战军组织实施，以歼灭胡宗南集团及马步芳、马鸿逵各部，推翻在西北反动统治为战略目标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浴血奋战，解放全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为了解该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然而整体来看，现有成果多集中于个别战役或城市解放的论述或回忆，【关于中国领导解放西北五省或主要城市的论文可参见刘国俊：《中央统一部署下的新疆和平解放》，《新疆地方志》2021年第4期；张博：《关于解放青海的战略决策及实施概况》，《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张宏志：《宁夏和平解放始末——纪念宁夏和平解放三十三周年》，《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集中论述人民进军西北时发起的重大战役的主要成果有刘焕峰、赵延垒：《西北解放战场的最后决战——兰州战役》，《军事史林》2020年第12期；李涛、李晓菊：《西北解放战场上的河西战役》，《档案》2000年第6期；李庆寿：《扶眉战役浅析》，《军事历史》1986年第3期。】在系统考察人民进军解放西北的历史进程、战略考量、部署安排、地位贡献等方面还有待深入。本文广泛搜集资料，通过详细梳理1949年5月后国共两方对峙西北的战局形势和战略安排，深描探寻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之军事部署与行动，分析论述扶眉战役、平凉追击战、兰州战役国共双方的作战要素对比、战役过程及其结果作用，以及在此之后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各西北省会城市解放的历史径路，从而更加深刻地呈现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对于国共双方的军事态势影响及在全国解放中的地位，深化对西北解放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的认识。

　　三大战役后，国民政府在长江以北的作战力量已全线崩溃。国民政府企图假借和平，实行“划江而治”，并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发起之时，向各野战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示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南京政府拒绝国内和平协定 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人民日报》1949年4月22日，第1版。】。人民遵照命令，迅即开始向尚未解放地区进军作战，部署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钳制歼击胡宗南部及青宁二马部队；、、张际春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发起渡江作战，欲歼灭汤恩伯集团；第四野战军在、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带领下快速南下在武汉钳制白崇禧部，支持第二、三野渡江作战。一个月后，已陆续解放南京、武汉、西安、上海等在全国具有政治、经济、军事重要地位的标志性城市，战势整体发展是有利于作战的。依据全国战局的胜利形势，于5月23日作出了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决定：“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争取年内解放陕、甘、宁、青、新五省，其中一部准备入川。”【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806页。】显然，人民进军西北的作战目标在于歼灭西北马步芳、马鸿逵军事集团和中央军胡宗南部，作战计划是在1949年年内争取全面解放西北。

　　此时西北战场的主要形势是：人民第一野战军（以下简称一野）于5月11日发起陕中战役，5月20日解放西安。月底，在解放虢镇以东的关中广大地区后，一野“经禹门口回到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乾县城西南秦家庄【”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页。】。另一方，“胡宗南所部以防地突出，乃由耀县、富平、三源等地向泾渭河谷撤退”，“扼守秦岭山区”，等待与刚刚任命的西北军政长官兼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以下简称青马），和宁夏、甘肃省两省主席马鸿逵【马鸿逵甘肃省主席一职于1949年7月底平凉战役期间正式任命。】（以下简称宁马）所带兵部汇合，“再行协同决战”。【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下，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版，第3651—3652页。】换言之，一野在解放陕中大部地区、击退胡宗南部后，回到驻地暂作休整停留。胡宗南部则在退逃西安之后，在宝鸡一带等待青海、宁夏二马前来会合，以期反攻一野兵团，收复西安，阻止西进，伺机转入进攻。而胡宗南据守的“陕西宝鸡是向西通往甘肃向南通往四川向东通往陕西省会西安的道路上的重要据点”，“马步芳不愿宝鸡落入之手，因为这样会威胁到甘肃，而胡宗南的军队也不愿宝鸡占领，因为这也会威胁到四川”，【893.00/7- 2749:The Vice Consul at Chungking ( McGeary )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 , July 27,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 Volume VIII, The Far East：China. Washington:1978 .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pp. 429-430.】故接下来攻守宝鸡一线在国共双方均具有特殊意义。

　　鉴于西安解放、胡宗南部与西北二马俟机联合反攻的情况，以及考虑到一野现有兵力尚不足以应对胡、马同时作战的现实。5月26日，一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致电，提出“华北各兵团未到关中前，除特别有利外暂不向敌进攻”的战术建议，等待在太原战役胜利后转战西北的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加入，再进行对敌作战。同日，中央认可了该建议，指示“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但“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10—511页。】对于胡、马联合反攻的意图，已晓，但一野若想取得对敌作战的胜利，“就现有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为破该题，提出：“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年谱》第3卷，第516页。】随即，一野为诱敌深入，争取时间，暂时“放弃”了与胡、马在泾河与渭河间三角地带的较量，待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加入，以及一野作战兵力得到补充、作战力量增加后，再歼击胡宗南部和青宁二马，巩固陕中战役成果。

　　5月26日第十八兵团开拔，经风陵渡过黄河进入陕西。6月5日第十九兵团开拔，经禹门口过黄河进入陕西。同期入陕作战的还有“一直在山西作战的第七军、第一军三师、第三军八师”。华北兵团的加入，“在总兵力上首次超过了胡马敌军，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处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局面，为进军大西北准备了强大的力量”【《廖汉生回忆录》，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页。】，形成了西北战场战略聚歼追击的条件，打下了一野大兵团作战的基础，与敌决战的条件日趋成熟。为组织有效战斗力量聚歼敌军，于6月4日批准了一野关于部队重新编整的报告，以西北现有的“六个军15万余人编为第一、二兵团，以第一、二、七军编为一军团，王震任司令，张子意任组织委员，以三、四、六军编为二兵团，许光达任司令，王世泰任政治委员”【《彭德怀年谱》上，第398页。张子意未到职，由王震兼兵团政治委员。】。加上从华北拨归一野部队建制、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带领的第十八兵团和由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李志民带领的第十九兵团，一野“总兵力为四个兵团十二个军三十五个师三十四万人，与胡、马军的二十六个军六十八个师三十五万人相比，数量大体相等”【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出版社1985年版，第331页。】。

　　尽管此时西北战场国共双方兵力数量上相当，但“我军在西北战场毕竟只占相对优势，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战力较强。鉴于此，欲将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难以做到的”【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第332页。】。对于此问题，深刻认识到：一方面，“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但“打两马比较打胡、王为费力，必须充分准备”。“为了免除西进路上的侧翼威胁，可以考虑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然后西打两马，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关于进军西北和川北的部署》（1949年6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献选集》第18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349页。】因此，西北解放战场的硬仗必在于同青宁二马间的较量，能否歼灭二马则是解放西北的关键。另一方面，胡宗南部在陕中作战失利后，有俟机准备“入川西退，假道印度，逃往台湾；或者集结四川，闯入云南，负隅顽抗”【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第327页。】的军事动向。作为蒋介石巩固其在西南最后落脚地的一张牌，判断接下来胡宗南在西北的布防“不外两途：一是以全力担任钳制我渭南各军，保证马匪右侧之安全；二是马胡同时向我泾北、渭南举行攻势”。“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而此时胡、马联合只是同床异梦，青宁二马则在胡宗南主力被歼后，“必不敢恋战，必将缩回长武、邠县、平凉地区固守待战”。对此，中央指示一野“针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王周两兵团主力，于马匪向泾阳攻击之际，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对两马则让其退回平凉，然后我以王周许杨十二个军全力向平凉两马攻击，似较有利”。【《军委关于胡、马作战部署的指示》（1949年6月20日），《中央文献选集》第18册，第335—336页。“王周许杨”即王震（第一兵团）、周士第（第十八兵团）、许光达（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考量，中央针对进军西北作出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战略部署，即在陕中战役结束、全面进军西北之际，集中主力先歼击胡宗南部，一部兵力钳制青宁二马，再一举消灭二马。体现了军事思想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避实就虚，聚强击弱”等战略战术基本原则，目的是在攻破胡宗南主力部队后，集中优势兵力重点一举歼灭西北二马，定局西北解放之大形势。7月4日，彭德怀同张宗逊、赵寿山等人向一野各兵团发出电令，指示各兵团“务于7月8日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并切实检查”，“根据现在敌军部署，拟以十九兵团钳制两马，集结一、二兵团全部及十八兵团主力，首先歼灭胡宗南三四个军，再集全力歼击两马”。7月6日，一野前委第七次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决战方针”【《彭德怀年谱》上，第402页。】，并对接下来的扶眉战役作出了明确行动部署。会议“决定12日拂晓开始攻击，十九兵团位于乾、醴，主力在乾县及其以北，牵制马匪；集中第一兵团、二兵团、十八兵团歼击胡匪”；具体由“第一兵团沿渭河以南西进，歼敌九十军及三十六军，配合渭北作战；二兵团经临平、法门寺到罗局镇、郿县车站，截断敌人退路；十八兵团（缺六十一军）沿长宁、武功、扶风公路攻击；七军沿渭河北岸攻击，求得歼灭敌人于扶风、罗局、午井、绛帐地区”。总体来看，扶眉战役行动“是一个战役、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控马打胡，第二个步骤是歼胡后打马，总的目标是全歼胡、马匪军”。【《王恩茂日记》（1949年7月6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400页。】

　　根据“钳马打胡，先胡后马”战略部署，一野各作战单位迅速开展行动。7月10日，“十九兵团进入阻击阵地，钳制青宁二马”，“晚，野战军主力发动进攻”。【《彭德怀年谱》上，第402页。】扶眉战役打响。7月12日，一野三个主力兵团“沿陇海路西段发起强大攻势”，人民“按照指挥部预定计划，在扶风、郦县地区将胡匪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及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所指挥的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及敌‘陇南兵团’的一一九军王治歧部包围歼灭”。进攻的第一天即已获得歼敌四个军的重大胜利，并在“盩屋（今周至）以南马召镇地区，歼敌三十六军一二三师、一六五师”【《大西北全部的解放将加速到来 在西北华北强大攻势下歼灭残匪四个军》，《光明日报》1949年7月19日，第1版。】，“收复与解放城市八座，即宝鸡、武功、扶风、岐山、凤翔、郿县、永寿及咸阳”【《西北大军向南挺进三路矛头直指汉中》，《光明日报》1949年7月25日，第1版。】。而此时，“马步芳部为避免与优势之匪决战，乃向北撤退”，“宁夏兵团亦即自动由乾县西撤，不能继续攻击”【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下，第3701页。】，胡宗南联合青宁二马与“彭德怀、贺龙之各兵团作战，翼团再收复西安，惜功败垂成”【《胡宗南先生日记》下（1949年7月16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133页。】。

　　7月14日扶眉战役取得胜利，这是深入西北作战行动的一部分。战斗中，“共歼灭4个军，3万人被俘，1万人受伤，并数千人被淹渭河”【Walter Sullivan.Victories in Northwest,NEW YORK TIMES, Jul20,1949.】，胡宗南部“六十五军、六十九军、三十六军、三十八军、九十军精锐损失过半”【於达、罗列：《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37—238页。】，“从宝鸡沿路向南撤退”【Walter Sullivan . Victories in Northwest , NEW YORK TIMES , Jul20,1949.】。对于败退的胡宗南部，考虑其动向及全国解放战局，提出“两个暂缓”的军事策略：一是为防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一野“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二是为防胡宗南退入云南与桂系兵力集结，在一野另外一部转入川北配合二野刘、邓作战之时，“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关于进军西北和川北的部署》（1949年6月27日），《中央文献选集》第18册，第349页。】。在得到“歼胡四个军”的胜利消息后，指示一野“准备打马是对的，但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各军宜有几天恢复疲劳，然后发起攻击，并准备一直打到平凉，全歼一切”【《军委关于歼灭马部的部署》（1949年7月14日），《中央文献选集》第18册，第367页。】二马部队。接下来，人民进军西北的战略侧重将移至重点进攻歼灭青马、宁马部队。这样“在西北战场大歼灭战的第一个回合中，人民已取得完全胜利”【《西北我军已处绝对优势全部解放西北为期不远》，《光明日报》1949年7月20日，第1版。】，控制了西北战场。

　　综上，扶眉战役准备发起之时，时值中央向各野战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已相继解放南京、太原、武汉、南昌、陕西、上海等中心大城市，粉碎了“划江而治”图谋；与此同时，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在渡江战役中所布江防被全线突破，固守之地仅剩西北、西南、华南、东南沿海等地。依据战势，各野战军遂奉命陆续以一野入西北、二野入西南、三野入东南、四野入华南，全力聚歼敌军，夺取全国胜利，而扶眉战役正是一野全面进军西北的首战。其间因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的加入和胡宗南部主要作战力量的歼灭，一野在兵力上取得重大优势，形成大兵团作战条件，西北战场国共两军军事势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宝鸡陷后，西北之形势必变”【《蒋中正日记》（1949年7月16日），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年版，第215页。】。宝鸡一线重要城镇的解放，在地理上控制了陕中广大地区，进而阻断隔离了胡宗南集团和青宁二马，达到了完全割断二者联合的战略目的，造成了西进消灭马军的有利态势，“使获得了此次向甘肃进军，消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解放甘肃、青海、宁夏的广大人民的充分条件”。【《向甘肃大举进军表明西北战局入新阶段》，《光明日报》1949年8月16日，第1版。】由此，第一野战军在结束扶眉战役消灭胡宗南主力后，准备乘胜追击，开始了与西北军较量的第二回合——陇东追击战【陇东追击战亦称平凉战役、“打马战役”。】。

　　扶眉战役胜利结束后，在击破胡马联合反攻的有利形势下，一野的主要作战目标在于全国各路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态势，直插统治区最后的腹心地带，集中主力歼灭青宁二马，这是解放西北的战局关键点。青宁二马一旦被消灭，接下来西北诸省解放“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将会大大缩短西北解放的整体进程。与此同时，全国各路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态势，直插统治区最后的腹心地带，“自7月中旬部队在各前线都已获得广泛进展”【F.0.371/75733. From Nan king to Foreign Office, No.1548. Dated20th（received 21 st ）August,1949. FAR EASTERN,1949 China.】。三野在解放除舟山群岛之外的浙江全省后向福建进军。四野和二野第四兵团在华南各游击纵队配合下发起宜（昌）沙（市）、湘赣战役，解放广大中南地区，迫使白崇禧部南撤。整体战局中，除蒋介石嫡系部队外，尚存有势力准备与对峙的主要地方部队还有西北青宁二马、桂系白崇禧部、粤系余汉谋部等。西北战场的陇东追击战正是为歼灭西北二马所打响的。

　　为达到歼灭西北二马军事集团之目的，一野于7月19日在宝鸡虢镇文广村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扶眉战役经验，并部署了陇东追击战。次日，彭德怀向报告：“准备在下旬乘胜向陇东追击青宁二马。”【《彭德怀年谱》上，第403页。】7月23日，复电，充分肯定了一野前期歼击胡宗南作战的成绩，提出“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年谱》第3卷，第538页。】

　　此时，“宁马八十一军位固原、西峰镇一线，十一军、一二八军位泾川东西地，青马八十二军、一二九军、九十一军位平凉安口窑地区”，但二马“对胡残存力量估计过高，对我军力量估计过低，故有依靠胡匪牵制我军，而集中六个军，依附汧、泾两河间大山，企图与我决战”【《王恩茂日记》（1949年7月20日），第407页。】的打算。鉴于二马依靠胡宗南部牵制追歼攻势的图谋，一野制定了“钳胡打马”战术以求突破。对于“钳胡”，一野决定“以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二军）钳制胡宗南军，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向敌活动，使敌误以为我有进攻秦岭之企图”，保障一野“后方之安全”；对于“打马”，一野以主力部队兵分两路追击二马，首先“以第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旅为右翼，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歼灭泾川宁马部队，再“以第一、二兵团为左翼”，“第二兵团并指挥第六十二军沿千阳、陇县大道进攻”，【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第341页。】第一兵团位于第二兵团左侧平行北上，待右翼第十九兵团南下之后协同围歼在平凉、安口窑、华亭的青马部队。由此，一野根据战局形势部署各作战兵力，形成了东有第十八兵团钳胡，北有第十九兵团制宁马，南有第一、第二兵团，上下夹击，先打宁马后歼青马的“钳胡打马”战术，作战重点转移到歼灭青宁二马主力之上。

　　经过休整备战，7月20日至24日，一野第十九兵团、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先后由乾县、凤翔、宝鸡等地出发，参战部队右翼兵团沿西（安）兰（州）公路，左翼兵团沿平（凉）宝（鸡）公路进发，翻越陇山向平凉方向出动，陇东追击战正式打响。战役开始后，马步芳、马鸿逵部“互相嫌猜，分别后撤，陇山之险尽失”【《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241页。】。7月27日，宁马向平凉以西撤退，青马除骑兵第十四旅在固关掩护外，主力也退至静宁地区，二马采取“改为各保其家，节节抗击，迟滞我军前进的战法【”、李志民：《陇东追击千里分割青宁二马》，黄江海、李玉泰编：《解放大西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应对战局，同时“胡宗南部被牵制于秦岭北麓”【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下，第3701页。】。彭德怀断定二马已放弃在平凉决战的企图，根据战局形势重新修订了作战计划，命“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一、二兵团则分两路追击青马，歼灭一切被抓住的敌人”【、李志民：《陇东追击千里分割青宁二马》，黄江海、李玉泰编：《解放大西北》，第254页。】。

　　各路抓住有利战机，第一兵团于7月28日首先粉碎了青宁二马从平凉至陇县以西固关镇间的第一道防御线，消灭了马步芳的骑十四旅和二四八师骑兵团的大部兵力，7月30日进入平凉，8月3日解放天水，8月4日解放秦安，并“将平凉和天水为基地以‘钳形’攻势向兰州和西北腹地开进”。【893.00/8 - 349: Telegram. The Vice Consul at Chungking ( McGear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 , August3,194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ume VIII, The Far East：China”.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p. 469.】第十九兵团于8月1日开始与宁马激战，“打垮了马匪从固原到六盘山间的第二道防御线，击溃马鸿逵主力的十一军，歼灭匪一二八军二五六师共四个团”【《向甘肃大举进军表明西北战局入新阶段》，《光明日报》1949年8月16日，第1版。】，8月2日解放固原，8月6日攻克静宁。第二兵团8月3日进至莲花镇地区，8月6日解放通渭。至8月11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先后攻占和解放了通渭、天水、泾川、平凉等十余座县城，胜利结束陇东追击战，在西北战场取得重大胜利。至此，一野“各路大军已直入甘肃腹地，虽然未能歼灭马军主力于平凉地区，但却达到了分割青宁二马的目的”【、李志民：《陇东追击千里分割青宁二马》，黄江海、李玉泰编：《解放大西北》，第254页。】，“歼灭马步芳、马鸿逵部万余人，解放县城二十二座，迫使二马主力分别向陇中、宁夏撤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陕西省委员会编：《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277页。】。尤其是7月28日固关一战，西进歼灭了马步芳精锐骑兵第十四旅，彻底粉碎了青马守陇南、宁马守陇东的计划，造成了“宁马回窜宁夏，青马仓皇西逃，陇南兵团的王治岐残部逃逸于礼县、西固山区，第九十一军黄祖埙部及第一二〇军周嘉彬部向洮河方面逃窜，分崩离析，各自逃命”【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从兰州溃逃到酒泉起义》，全国政协、陕西省政协、甘肃省政协、青海省政协、宁夏自治区政协、新疆自治区政协文史办公室合编：《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17页。】的局面。自此，军在“西北自平凉、天水失陷，继之静宁又放弃”【《吴忠信日记》（1949年8月11日），香港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109页。】，“使兰州、银川暴露于我军的攻击之下”，青宁二马“陷于空前不利的困境”【、李志民：《陇东追击千里分割青宁二马》，黄江海、李玉泰编：《解放大西北》，第254页。】。“随着的快速挺进”【F.0.371/75766.From Canton to Foreign Office, No.155. Dated 15 th（& received） August,1949. FAR EASTERN,1949 China.】，“已接近中国西北的关键之地——兰州”【Walter Sullivan. Red Advances Continue, NEW YORK TIMES, Aug 20,1949.】，为接下来继续进军西北，歼灭青宁二马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上，陇东追击战是继扶眉战役“打胡”胜利后，主要针对西北青宁二马军阀发起的“打马”战役。其作战取胜，达到了分割二马的战略目标，形成了人民与青宁二马军事对决的有利局面，中央也开始对西北解放的整体形势作出了更为全面深入的预判和决策。一是及早解放新疆取得苏联接应。苏联方面承诺“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关于举行平凉战役及西进作战计划至彭德怀的复电》（1949年7月23日），甘肃省档案馆编：《兰州解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此处“彼方”即为苏联。，意味着打通新疆则可取得苏方种种协助。对此十分关心，询问彭德怀西北前线情况。在得到一野进军动向，以及何时可向新疆进军的情况报告后，转达正在苏联的、王稼祥：“自胡宗南主力被歼后，两马节节后退，我一路已占平凉、固原，另路日内可占天水，接着即向兰州进军，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年谱》第3卷，第544页。】这比上一次在平凉战役打响前提及“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时间上再次提前。二是关于兼取政治方式解放西北的问题。明确指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为此，中央考虑拟提用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等军政高层参与和平解决新疆、宁夏、青海问题，以“打开最后解决的门路”【《年谱》第3卷，第546页。】。显然，前者是西北战场胜利的最后落脚点和联系苏联的桥头堡，后者则是辅助军事解放尽早完成的重要方式，二者均显示出人民进军西北的必胜信心和势不可挡的西北解放进程。由此开始了与西北军较量的大决战——兰州战役。

　　陇东追击战在战局形势上，使得已经分割了青宁二马的深入联合，但“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战力较强”，且土地革命时期青马军阀与红军曾在青海南部、河西走廊地区交锋，之举尤甚，故歼灭青海马步芳军事集团则可基本定局西北战场胜利大局。而“兰州在中国西北的地位毋庸置疑”【Walter Sullivan. CHINESE REDS TELL OF’BANDIT’LOSSES: 97, 000 , Believed Kuomintang Troop Remnants , Reported Casualties in 3 Provinces, NEW YORK TIMES , Aug23, 1949.】，“不仅在地理上为扼守青海、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及宁夏的枢纽，亦即西北蒋匪用以反苏的军事、政治中心”，“解放兰州，歼灭马步芳匪之主力”对“各个歼灭甘、宁、新匪，加速西北解放战争的结束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西宁之陇青战役总结》（1949年8月12日—9月15日），《兰州解放》，第69页。】。因此，集中优势兵力乘胜一举击溃青马主力，是接下来在西北战场战略进攻的重点。

　　自进入平凉、攻克固原后，青马向兰州西撤，宁马向宁夏北逃。一野判定“宁马三个军（十一军、八十一军、一二八军），另附二五七师、骑十旅（内一个团在三边）约五万六千人，背靠宁夏退守三营、七营、同心城线”，“青马三个军（八十二军、一二九军、新编军）六个师（骑十四师被歼）约五万人”，及军驻甘部队“一二〇军、九十一军、骑十五旅、十六旅约二万五千人”，【《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关于歼灭甘青军给各兵团的预备命令》（1949年8月4日），《兰州解放》，第25页。】正在退守兰州、临洮、定西、陇西地区。针对局势，一野于8月4日立即提出“以一部牵制宁马，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青、甘两匪解放兰州、西宁”【《王恩茂日记》（1949年8月5日），第417页。的预备作战方针。】

　　具体行动部署是：第一，以第一兵团（缺七军）及第六十二军为左兵团，左路进军，“夺取武山、陇西、渭源、临洮，得手后，渡洮河，经临夏（河州），直取西宁，断绝青马退路。七军主力控制天水，与十八兵团打通宝天铁路，一部控制陇西，保护左兵团交通运输”，即沿天宝公路西追，经临夏迂回敌后，夺取西宁，直切青马退路。第二，以第二兵团为中央兵团，中路前进，由“莲花镇经通渭、镇、通安驿、内管营新管镇、马莲滩、洮沙县，向兰州城南城西攻击前进，准备以主力于兰州以南地区上游渡过黄河，沿兰宁公路东进，包围兰州之敌。如该敌先退西宁或北窜，则西进协同第一兵团进攻西宁，或尾敌北追”，即沿兰西公路南侧经通渭逼近兰州，进攻兰州城南、城西之敌，并出黄河北岸向东包围敌军。第三，以第十九兵团（缺第六十四军）为右兵团，右路进军，钳制宁马助援兰州，带领“六十五军由隆德经静宁沿西兰公路（由界牌岭上山，经沙家湾、华家岭）六十三军经固原、兴隆镇、会宁、定西向兰州城东攻击前进。六十四军控制固原城及其以北，对宁马匪军组织积极防御”【《王恩茂日记》（1949年8月5日），第414—418页。】，即沿西兰公路及其以北逼近兰州，进攻兰州城东之敌，第六十四军于固原攻击宁马来犯之敌。总体形成以第一兵团左路迂回兰州后方，直捣青马巢穴，断其退路；第二兵团主线中路进攻兰州城南、城西；第十九兵团右路北路攻城，且以一个军防御宁马援青守兰的战略部署。上述安排，拉开了第一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全部消灭甘、青、宁三省匪军，解放整个大西北”【《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全歼残匪解放西北边疆的政治动员令》（1949年8月5日），《兰州解放》，第28页。】战略大决战的序幕。

　　此时方面，马步芳“感于责任重大，军事吃紧”，为解“西北军事危急”，于8月15日飞抵台湾寻求支援，要求蒋介石“速派飞机助战”并“请中央辅助武器”，实战中“左右两翼马少云、胡宗南两部速夹攻”加以抵抗。【《吴忠信日记》（1949年8月16日），第111页。马少云即马鸿逵。】会面后，蒋介石对马步芳“见事果决，见理明激”，【《蒋中正日记》（1949年8月15日），第246页。】“果守兰州甚有决心也，甚慰”，并许诺“空军增援兰州，以鼓励马步芳保卫兰州之决心”。【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343页。】“马步芳对于现地位亦有决心与敌一拼。”【《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6日），台北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94页。】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也已于早前8月12日在兰州召开军事会议，拟定守备兰州作战计划，准备作最后的抵抗。基本作战力量分配，以青马部队为主力，驻守兰州城区，青马骑兵军控制黄河以南，驻甘部队守备黄河北岸，宁马和胡宗南残部布防南北外线两翼。具体以青马主力部队“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附榴弹炮一营在兰州狗娃山、皋兰山、东岗坡一带建设工事占领阵地，置强有力的机动部队于四墩坪迄七里河间地区”【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从兰州溃逃到酒泉起义》，《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将领的回忆》，第518页。】，保障城内防御。青马新编骑兵军，由韩起功带领守备洮河，巩固兰州以南，并看守青海大门。以军驻甘部队的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配置在兰州、靖远间黄河北岸，巩固兰州城区东北方向。另外，宁马的第八十一军防守于打拉池地区，胡宗南部的一一九军残部驻守岷县一带，相机从南北两翼侧击一野。主要作战阵地布防：城防内部，将位于兰州城东南的皋兰山，及其最高点营盘岭作为天然屏障，依靠皋兰山东则马架山、西则沈家岭，彼此依托、互为应援，城防外围，以兰州城外东部十里山为中心，南接窦家山，西连马架山，紧扼兰州东大门和西兰公路，“从‘固若金汤’的兰州城退却的道路已压缩到只有黄河沿岸唯一的大桥”【Walter Sullivan. CHINESE REDS TELLOF’ BANDIT’ LOSSES: 97, 000, Believed Kuomintang Troop Remnants, Reported Casualties in 3 Provinces, NEW YORK TIMES , Aug23,1949.】；兰州城外西南处，分别控制沈家岭以东的兰阿（阿干镇）公路和狗娃山西侧的兰临（临洮、临夏）公路这两把入城锁钥【参见史载忠、马迪甫、李庆芬、马义明、马尚武：《兰州战役始末》，《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将领的回忆》，第467—468页。】。总体上构筑了窦家山、十里山、马架山一线，营盘岭、皋兰山一线，沈家岭、狗娃山一线，自东向西、内外结合、面向东南的半包围防御的多层要冲工事。

　　另外，各个“主要阵地有水泥筑之‘永久性’工事，阵地前沿削有一至三层之绝壁（高二、三丈不等），低碉、外壕、铁丝网、地雷（甚至敷设以抗战中盟国援助之飞机炸弹）等，应有尽有”【《彭德怀、张宗逊关于试攻兰州外围受挫至军委并王震电》（1949年8月21日），《兰州解放》，第47—48页。】，防御十分坚固。可见，方面对兰州战役重视程度非同往日，从蒋介石到马步芳无一不看重这场战役，只因“兰州兵之退与败，大则西北颠覆，国家濒危，小则宁绥溃亡，青亦斯灭”【《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5日），第402页。】，丢则无稳定政局的西北大后方，失则无马步芳家族经营近四十年的家巢根基。

　　针对西北军强大顽固的防御工事，8月21日一野司令部向已开赴至指定作战地点的一野各兵团，下达进攻兰州具体战术指示：强调“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要“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性”，“须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技术于一点，一个一个山头、房舍、阵地，逐次地歼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须奏效”。【《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关于进攻兰州的战术问题给许光达等电》（1949年8月21日），《兰州解放》，第47页。】当日，第二兵团第四军、第六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开始向兰州外围进行试攻，但由于“守敌尚顽强，工事很坚固”，初战“未攻下一个阵地”，【《彭德怀、张宗逊关于试攻兰州外围受挫至军委并王震电》（1949年8月21日），《兰州解放》，第47—48页。】准备再攻。

　　兰州一役事关西北解放整体战局发展走向，在此消灭青马部队是亟需必须完成的重大战略任务。基于首攻不利的形势，获悉战况后，8月23日立即指示一野“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为彻底歼灭青马敌匪“拟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令“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军委关于歼灭马步芳部攻占兰州等问题的指示》（1949年8月23日），《中央文献选集》第18册，第428页。】一野当即根据中央指示要求，重新分析了当前战事敌军的作战动向及应对策略，指出一种可能是，若敌军孤注一掷驻守兰州，且兰州、西宁久攻不下，则野战军面临兵力分散的不利局面，宜不使王震左路第一兵团孤军深入西宁；二种可能是，若青马放弃兰州退西宁，则许光达中路第二兵团即跟踪追击，第一兵团于甘青交界的享堂一带堵击、截击，消灭敌主力后再取西宁。此间，如果马继援所带敌第八十二军、周嘉彬所带敌第一二〇军、黄祖埙所带敌第九十一军三部被歼，其一部向武威、张掖、酒泉撤逃，则第一兵团即取西宁；三种可能是，若一野主力再攻兰州无效，且宁马来援，则暂时放弃攻打兰州，重点放在已经解放地区，开展地方工作，争取时间休整主力，对敌实施政治攻势。

　　基于上述三种战局分析的发展可能，一野司部在8月24日调整了进攻兰州的战略部署，拟“以三个兵团打兰州，王兵团决从兰州上游渡河迂回兰北”，“乘马鸿逵部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如未解决青马军，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四个军围困兰州，集结五个军打宁马”。【《彭德怀、张宗逊关于以三个兵团打兰州至军委并贺龙、电》（1949年8月24日），《兰州解放》，第53—54页。】8月25日晨间，再次发起兰州总攻。一野各级参战指战员“首以炽盛炮火轰击，继以爆破、冲锋及反突击”，经过反复争夺、数次进攻，与敌军展开激烈血战后，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守敌遭重大杀伤，黄昏后不支全线崩溃”【《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关于兰州战役简报》（1949年9月1日），《兰州解放》，第63页。】，并向城内溃退。“到午夜，连克全部主要阵地：沈家岭、狗娃山、豆（窦）家山、营盘岭、古城岭、马架山。”8月26日凌晨2时，中路第二兵团攻占兰州城西关，控制了青马敌军唯一退路的黄河铁桥，切断了敌军退却之路。同日上午11时，“攻过黄河北岸，占领了制高点白塔山，完成了北面包围”，随后一野参战各军先后攻入城内。另一方，“马步芳之精锐八十二军、一二九军，除一部先逃黄河北和泅渡溺死于黄河之中外，全部被歼”，残敌分向青海、永登窜逃。防守洮河一带的青马骑兵军，在总攻之前大部已被左路第一兵团歼灭。驻防靖远、景泰的驻甘部队“九十一军、一二〇军，未敢来援，渡河西窜”“宁马、胡军均被钳制，未能增援”。【阎揆要：《解放西北的最后决战》，黄江海、李玉泰编：《解放大西北》，第264页。】至此，兰州决战胜利结束，“已经占领兰州这一中国西北军事抵抗的堡垒”，青马守军全部溃败，“甘肃省政府撤离至兰州以北150公里外的武威”，【REDS TAKE LANCHOWIN NORTHWEST CHINA , NEW YORK TIMES , Aug28 , 1949.】兰州宣告解放。

　　那么，反观为何此前方面在兰州一战中做足防御战事准备，却顷刻之间完全溃败，除及时调整抓住时机快速机动调整作战策略外，西北军事内部互相怀疑掣肘也是其中因素。“马步芳有守兰州决心而胡马皆不之信”，胡宗南“安康兵已西移一步仍不愿出甘谷陇西”执行原定计划，则是认为“兰州战事沉寂诚待证实”。【《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5日），第407页。】8月25日对兰州发起总攻，“兰州情势至危急”，但马鸿逵援军迟迟不到，马步芳电请徐永昌亲抵宁夏“催援”“急盼汉宁友军速进”【《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5日），第408页。】，但“终以彼众我寡，援兵未到，自动放弃兰州”【《吴忠信日记》（1949年9月3日），第120页。】。战斗中“此次守兰州，自始自终，宁夏兵未前进一步”，胡宗南事后也称“无救于循兰，且兵力不厚，攻下亦守不住，徒伤兵气”【《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6日），第409—410页。】。8月26日，蒋介石在“批阅文件时，特接兰州已于昨晚撤守”的电报，对其而言兰州军战败却也在“意中之事，然犹望匪之错误而焉能幸胜也”。【《蒋中正日记》（1949年8月26日），第256页。】当日，“马步芳余部全部从兰州撤出”，而此前也有消息称驻守兰州的“军早已作了从狭长的黄河大桥撤离主要部队放弃兰州的打算”【Walter Sullivan. CHINESE REDS TELL OF’ BANDIT’ LOSSES: 97, 000 , Believed Kuomintang Troop Remnants , Reported Casualties in 3 Provinces , NEW YORK TIMES, Aug23 , 1949.】。可见，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之间的相互掣肘、相互倾轧，使得军在兰州战役中的大败失利，最终成为了蒋介石可以预见的意中之事，“这一步有必要认为是马鸿逵部队宁夏未能到达，以及胡宗南未能提供必要的支援导致”。【893. 00/8 - 2849: Telegram. The Charge in China ( Strong )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Canton , August28,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 509.】

　　综上，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场上具有战略决战性质的大规模战争，作战重点是歼灭马步芳军事集团这一在西北地区具有较大政治军事影响力的顽敌强敌。兰州战役一举歼灭青马主力，摧毁了在西北的军事核心力量，打破了西北各军事集团联合反攻的计划企图，使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军陷入孤立，创造了一野即将开始分兵作战的作战条件，实现了关于只要歼灭马军主力，“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的战略预判，使得接下来通过统战工作和政治谈判方式来瓦解敌军内部有生力量，迅速推进大西北全面解放成为可能。因此，兰州战役的胜利是西北解放战场上举足轻重、承上启下的重要战略环节。正如彭德怀在兰州战役结束后的总结报告中指出的，这一胜利“地理上割断了反动军队的联系，便于我们分头消灭敌人，便于分化和争取部分敌军起义，这就相当的缩短了解放整个西北的时间”【《彭德怀年谱》上，第409页。】。而这也缩短了西部边疆省份在全国战局的解放速度，使一野在各进军全国中首先完成大规模作战任务，同时也为“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解决西藏问题”【《年谱》第3卷，第547页。】作了准备。

　　兰州战役胜利之后，全国局势已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夕，战局的总体形势是：一野在西北战场解放青、宁、新三省“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三野在解放福州后，深入闽南；二野开始挺进大西南，向川、黔进军，并与继续南下入粤的四野及陈赓兵团实施大迂回、大包围战略，准备解放大西南、聚歼白崇禧、宋希濂部，全国解放的大局势已经奠定。西北战场军在兰州战役失败后军心涣散、四处弃逃，尚残存作战力量的部队大致分三路撤逃：一是退守青海。青马主力被歼，所剩余部纷纷回撤西宁周边。二是固守宁夏南部。马鸿逵部在兰州战役后部署了自南向北，由兰州至银川方向的三道防线，以抵抗进军宁夏。三是退守甘肃河西走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由副长官刘仁率“所有党政机关暂退武威办公”【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下，第3705页。】；周嘉彬部、黄祖埙部也退至河西走廊的武威一带，并欲向西继续逃窜至张掖、酒泉。这就构成了接下来第一野战军在西北主要追歼的三个目标、三个方向，即兰州以西的青海马家残匪，兰州以北的马鸿逵部，以及兰州西北方的驻甘部队。基于此判断，就如何解放青海、宁夏和新疆作出三路追击部署。

　　事实上，早在兰州战役开始前的8月19日，彭德怀就已发电，向报告了兰州和西宁解放后一野准备西进青海新疆、北攻宁夏、南下四川的设想。拟由第一兵团第一、第二军攻取西宁，第二兵团第六军配合实施，西宁解放后，抽配第一军干部留在青海，第二军、第六军继续翻越祁连山进军新疆；第二兵团第三、第四军追击敌周嘉彬、黄祖埙部于河西走廊，并夺取玉门油田；第十九兵团攻兰州得手后向宁夏进军，“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争取其一部和大部放下武器或改编的可能性”【《彭德怀关于攻击兰州和进军青海新疆的部署致等电》（1949年8月19日），《兰州解放》，第45页。】；第十八兵团入川作战。8月22日，批复同意部署计划，26日彭德怀向参加兰州战役的左中右三路兵团发出命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应不给击败之匪以任何喘息机会，继续追击，全部干净歼灭之”，指示第一、第二兵团稍作休整后“继续追歼青马匪军解放西宁”，第十九兵团主力“准备进军宁夏，消灭马鸿逵部”。【《彭德怀、张宗逊等关于解放兰州后的行动给王震、许光达、等电》（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第58页。】

　　首先，青海解放方面。为全部歼灭青马残部，推翻西北青马政权，创造解放新疆有利条件。8月27日彭德怀致电王震，命其兵团可提前行动，进取西宁，解放青海。次日，第一兵团开始向西宁挺进，兵团团机关和第二军“在王震直接率领下，由临夏取循化，过黄河，经甘都、化隆直取西宁”；第一军由贺炳炎和廖汉生率领，“从永靖渡黄河，经民和、乐都，沿湟水以南山区小道进军西宁”，两路大军“形成了钳取西宁的态势”。【廖汉生：《解放青海历史回顾》，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解放青海》，内部发行，2018年版，第3页。】

　　此时，西宁城内已无青马敌军部队防守，大部分官员弃职四散，城市管治陷入真空。而一野第一兵团王震部队已经“占临夏（河州），渡黄河化隆，威胁西宁”【《吴忠信日记》（1949年9月3日），第120页。】。9月2日，第一兵团第一军从永靖渡河后，立即抽调600余骑兵组成先遣侦察部队，由侦察科长孙巩带领，于9月3日上午兵分两路包围西宁东郊乐家湾，控制飞机场，“占领了中国西北第二个省会城市西宁”【Tillman Dukdin. CHINA S REDS TAKE BASE IN NORTHWEST: Sining, Tsinghai Capital, Falls—Gen. Pai Reported Ordered to Defend Kwangtung, NEW YORK TIMES, Sep4 , 1949.】。9月5日凌晨，西宁各界民主人士派出汽车在平安驿和乐都之间迎接入城。首先到达西宁城内的第一军二师五团，先期接管了先遣侦察部队的城防任务，随之西宁解放。之后，第一军立即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维持社会治安，收降敌人残余武装。青马第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骑八旅旅长马英、一九〇师师长马振武等及其残部经劝降争取，分别于9月8日和11日投降。其余溃散各地的马步芳残部也陆续向当地表示投降。9月底，除牧业区外，青海大部已获解放。至此，马步芳家族在青海统治宣告覆灭。

　　其次，宁夏解放方面。兰州战役取胜后，中央在部署第十九兵团挺进宁夏作战的同时，积极筹划政治争取马鸿逵部“和平缴械”。9月2日，指示一野针对宁夏马鸿逵部，要“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同时要求“以第十九兵团发起宁夏战役，攻歼退守宁夏的马鸿逵部”。【《年谱》第3卷，第564—565页。】此时，马鸿逵部总兵力留存约七八万人，部署“骑兵第二十团守同心，第八十一军一部守靖远，骑兵第一旅守景泰，构成第一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构成第二道防线；以第一二八军守金积，第十一军守灵武，构成第三道防线”【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第362页。】，形成由兰州至银川方向自南向北的三道防线。

　　第十九兵团在司令员、政委李志民率领下，根据、一野司令部下达的攻歼宁马军队，解放宁夏全省的作战命令，部署了兵分三路进军宁夏作战计划。具体为：分别以第六十三军一一八师为左路，从兰州沿黄河西岸北上，攻克甘肃景泰后，北渡黄河挺进宁夏重镇中卫；以第六十三军主力及第六十五军为中路，沿黄河东岸而行，经靖远、打拉池，跟随第六十三军，亦向中卫前进【参见《第十九兵团关于向宁夏进军的作战命令》（1949年9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宁夏解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94页。】；以第六十四军为右路，配属兵团野炮营，在陕北三边独立第一师、第二师配合下，沿平（凉）中（宁）公路，“由固原、黑城、海原一带出发，直扑宁夏另一重镇中宁”【：《忆解放宁夏》，黄江海、李玉泰编：《解放大西北》，第311页。】，共计10万余人。在第十九兵团三路进兵的攻势下，“迄九月十五日止，已先后解放同心、中宁、韦州、鸣沙州等地”【《西北军区关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情况致军委电》（1949年9月21日），《宁夏解放》，第101页。】，击溃宁马布防的前两道防线日，手握宁马兵权的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出逃，马鸿逵也早在兰州战役后飞离宁夏前往重庆。“二十日歼宁马军五千，占领金积、灵武”【《彭德怀、张宗逊关于占领金积、灵武致军委、西北局电》（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第102页。】，大败宁马主力第一二八军，宁马布防进兵银川的三道外围防线全部突破。

　　的胜利挺进加速了宁马军事集团的分崩离析，宁夏问题逐渐由武装对抗转为政治解决。为政治争取马鸿逵部“和平缴械”，中央早在西安解放后即派遣马鸿逵部少将电讯处处长孟宝山前往宁夏，与马鸿逵及其堂兄马鸿宾进行政治接触，后又积极斡旋将领傅作义、邓宝珊及回族名望郭南浦等人开展说服工作。9月19日，紧邻宁夏的绥远和平解放，对宁夏方面产生重要政治影响。同日，马鸿宾、马惇靖父子也在傅作义劝谏下，率第八十一军首先在中宁起义，双方签署《中国人民十九兵团与第八十一军和平解决协定》。随之，宁马内部其他军政要员也开始纷纷表示投诚意愿。9月20日，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向通电求和。9月21日，彭德怀发出复电，表示欢迎。9月22日，宁夏省政府亦发出求和电文。9月23日，彭德怀复电欢迎。同日，第十九兵团代表、李志民与宁夏方面军政代表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人在中宁签署《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宁夏和平解放，所有宁马部队缴械投诚”【Walter Sullivan. COMMUNISTS CLAIM CONTROL OF NINGSIA IN INNER MONGOLIA: Westernmost Province. Held’Liberated Peacefully’ as All Defenders Surrender, NEW YORK TIMES, Sep26 , 1949.】。

　　然而，已经缴械投诚的宁马部队却在尚未进驻银川之时，开始自行溃逃、抢掠财物。危急时刻，彭德怀电令第十九兵团“派部队进驻银川，以安定人心”。第六十四军“当日即派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从仁存渡口渡过黄河”，“深夜进驻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宁夏简史（1926—2009）》，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9月23日银川宣告解放。银川解放，实现了对军实施军事打击与政治解决的结合，彻底结束了宁马势力在宁夏的统治及其在西北的影响。随着青马、宁马军事集团的相继瓦解，“中国势力在西北对的对抗已经几乎崩溃”【Tillman Dukdin.CHINESE REDS GAINSUIYUAN PROVINCE: Governor of inner Mongolian State, 38 Other Leaders Pledge Loyalty to Mao, NEW YORK TIMES, Sep21 , 1949.】，“在新疆的军因为部队在西部持续推进占领了兰州和西宁而已经被切断了退却的天然路线. FOREIGN OFFICE S. W. 1, No.13579/10338/10. Dated 16th（received 17th）September, 1949. FAREASTERN, 1949 China.】，这都为接下来人民进军大西北最后一省创造了有利条件，推进了解放新疆的进程。

　　最后，新疆解放方面。进军新疆，是解放大西北进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十分关键。早在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朱德等主要领导人就开始谋划进疆一事，“表示将由王震担负解放和经营新疆的重任”【刘国俊：《中央统一部署下的新疆和平解放》，《新疆地方志》2021年第4期，第8页。】。4月国共北平和谈之际，曾任新疆省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的张治中“现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随即向彭德怀提议，“用和平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给彭德怀的指示》（1949年4月28日），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档案馆编：《城市解放》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74页。】，开始通过张治中等人关系，积极开展对新疆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事实上，张治中在前往北平前对新疆的未来就已经作了“和平谋划”。鉴于“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尽管是由国民政府任命的，但却长期主张与和平共处”【Tillman Dukdin. CHINESE REDS GAINSUIYUAN PROVINCE: Governor of inner Mongolian State, 38 Other Leaders Pledge Loyalty to Mao, NEW YORK TIMES, Sep21, 1949.】的政治倾向，张治中通过改组新疆省政府，任命包尔汉接替麦斯武德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并与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互通心意，“设法恢复和伊、塔、阿三区的合作”等方式，“准备过渡到‘和平交班’”，【陶峙岳：《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的回忆》，黄江海、李玉泰编：《解放大西北》，第336页。】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西北大部地区相继解放，西北全面解放的形势已趋于明朗。9月10日，约见张治中，指明“将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你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叫他们起义为好”。张治中对此回应“我早有此意”。9月11日，张治中根据的意见，“致电陶峙岳、包尔汉，希望他们为革命大义，为新和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阵营”【《年谱》第3卷，第571页。】。

　　为了实现和平解放新疆，一方面通过政治工作，积极争取新疆军政上层支持和平解决；一方面采取军事辅助，准备令由河西走廊进入新疆。

　　首先，充分考虑新疆各方政治态度，全力做好统战工作。新疆解放前夕，驻守新疆的军事武装力量主要有三。其一，伊犁（今伊宁）、塔城、阿勒泰三区民族军，由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赛福鼎等爱国民主人士领导。其二，是中央军，主要领导人叶城、罗恕人、李祖荫等人，均系胡宗南派遣。其三，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和该师全部上中级军官均由马步芳派遣任命，经费亦由青海直接调拨，完全听命于马步芳。上述三方驻守新疆的军事武装力量中，民族军已与中央先期经苏联派往伊犁的联络员邓力群取得了联系，接受了中国的领导，控制着整个北疆地区。另外两方互相对垒，各为其主，与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只是象征性隶属关系，军队指挥权并不在陶峙岳手中。其中“已经有两个师长（叶成、马呈祥），一个旅长（罗恕人），公开表示反对和平解决，是起义的最大阻力。其他师、旅长能否毅然摆脱旧的关系，完全听从总部的指挥，接受和平解决，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待形势的发展和做大量说服争取的工作”【梁客浔：《新疆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将领的回忆》，第633页。】。为此，中央指示联络员邓力群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做政治说服工作，期间转交张治中电文于陶峙岳、包尔汉，“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待人民入疆分别接防时再调动集中编整”。【《中央关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指示》（1949年9月13日、19日），中央文献研究室、新疆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其次，一野则加紧追歼退入新疆咽喉地带河西走廊的军，为和平解放争取有利条件。第一兵团第二军进驻西宁后，迅速北上解放门源，奉命穿插甘青边境，翻越祁连山，北向甘肃中部前进，配合第二兵团追击敌人。快速推进，于“十六日下午解放兰州西去新疆的交通要冲武威县城，残匪黄祖熊（埙）部九十一军直属骑兵团七百余人及二四六师骑兵团约千余人同时向我军投诚”【《兰州新疆交通线上我军解放武威县城福州东南我克平潭、南日两岛》，《光明日报》1949年9月20日，第1版。】，并在战斗中歼灭部分周嘉彬匪部。“十七日六时攻占甘肃省和青海两省边境的民乐县城，一举歼灭西北残余匪军骑兵十五旅旅部及骑二十三团。”【《我军横扫甘肃走廊祁连山麓频传捷报》，《光明日报》1949年9月21日，第1版。】“十九日攻占通往新疆的要冲张掖县城，同日并占领武威西北的永昌县城”，战斗中“周嘉彬匪部一二零军二四五师七三三、七三四两个团全部歼灭”。【《甘肃走廊攻克张掖》，《光明日报》1949年9月22日，第3版。】“二十五日，境内甘肃和平解放酒泉，敌河西总部及一二〇军、九十一军残部悉数缴械”【《二军五师进军青海之经过》，中国人民青海省军区政治部、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解放青海史料选编》，内部发行，1991年版，第35页。】，并取得玉门油矿“这一为整个西北汽车供输油料并在该地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油田”。河西走廊的一系列胜利特别是玉门油矿的夺取，粉碎了马步芳军队“阻止从兰州到西宁与新疆建立联系，并接近位于甘肃西北部玉门油田”【Tillman Dukdin. General Ma to Quit Fight , NEW YORK TIMES, Sep23, 1949.】的企图，这使得尚在抵抗的西北军基本被肃清，一野在河西走廊完成了“打张掖，取油矿，准备进新疆”【《王恩茂日记》（1949年9月11日），第444页。】的追击任务。

　　在势如破竹的攻势下，“西北军事崩溃，迪化形势严重，主将大多走开，其残余部队群龙无首”【《吴忠信日记》（1949年9月15日），第125页。】，驻新部队中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日渐感到失去军事和政治上的靠山，在心理上出现了动摇。已向投诚的青马主要官员马辅臣，以叔侄之情，向马呈祥表达了“主张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纪律严明、爱民如子”的政策主张，并对投降的青马官兵“非常宽大，被准安居西宁，亲属团圆”，【《马辅臣规劝马呈祥向投诚的信》（1949年9月19日），《解放青海史料选编》，第60页。】劝诫其早日缴械。“马家巢穴，破灭无疑，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陶峙岳：《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的回忆》，黄江海、李玉泰编：《解放大西北》，第339、341页。】，之后他将整编骑兵第一师交给新疆警备司令部，于9月24日离开了新疆。同日，离开的还有罗恕人。见此情况，叶成也认为“马呈祥、罗恕人都走了，我非走不可了”【梁客浔：《新疆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将领的回忆》，第639页。】，遂于次日上午离开新疆。也正是在9月25日当天，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带领“整编四十二师所辖一二八、六十五、二三一、骑四、骑九等五个整编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二二七、一七八、一七九等三个整编旅，整编骑兵一师所辖六、七两个整编旅，驻新疆联勤总部的物质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陶峙岳：《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的回忆》，黄江海、李玉泰编：《解放大西北》，第342页。】全部起义。9月25日，新疆省政府也发出通电，宣告起义。9月28日，中央复电陶峙、包尔汉，肯定起义行动，希望二人“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年谱》第3卷，第581页。】，同时，一野前委发出指示，由第一兵团第二军入北疆，第二兵团第六军入南疆。“10月12日，中国人民进军新疆，10月20日进驻新疆省会迪化。从此，新疆就和平解放了！”【包尔汉：《新疆和平解放经过》，《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将领的回忆》，第627页。】

　　综上，兰州战役后，第一野战军兵分三路进取青、宁、新三省，同时配合采用政治方式，双管齐下于一个月之内顺利完成三省进军解放任务，实现大西北全面解放，为全国解放奠定重要基础。西北战局的胜利远超中央预判，整体推进进度不断提前，进而推进了向全国进军的整体进程，维护了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定，使更加集中精力部署兵力聚歼华南、西南军，扫清残余势力。这不仅是西北战场一域一地的胜利，更是全国战场整体性系统性的胜利；不仅是一野在西北进军作战的胜利，更是全体人民在战火淬炼、革命锻造中解放全中国的胜利。

　　1949年4月21日，、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迅即向全国未解放地区全面大进军，各野战军通力配合，团结协作。在此期间，一野解放大西北有力完成了中央下达的各项作战任务，全力支持了全国解放的大局。5月，西安解放时，南京、武汉、上海、太原等地也已解放。7月，一野发起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主力，打破胡马联合反攻时，汤恩伯残部向南溃退，白崇禧部经宜沙战役后撤退南移。8月，兰州解放时，二野经武汉、常德集结湘鄂西，准备进军大西南；三野解放福州，准备向闽南开拔；四野经湘赣战役解放湘北、赣西北，准备挺进两广。作战区域逐步缩小，作战力量渐次瓦解，人民则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全国推进。至9月底，西北最后一个省会城市迪化解放时，程潜、陈明仁、董其武、马鸿宾、陶峙岳等各地军政将领已纷纷宣布起义，“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朱德：《中国人民总部命令》（1949年10月1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22页。】，实现了从战略大追击到解放大西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赢得了重要的政治、军事环境，极大增强了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自信和底气。

　　人民进军大西北，从6月一野组织发起扶眉战役开始，至10月进驻迪化结束，前后历时4个月左右时间，先后取得扶眉战役、平凉追击战、兰州战役、宁夏战役、河西走廊追击战等战役重大胜利，解放陕西、甘肃、青海、银川、新疆五省，在时间上赢得了战局机遇，在空间上赢得了战略主动，充分展现了、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军事智慧、指挥艺术。西北战场的全面胜利整体显示了人民既不大意轻敌，又不冲动急躁，量力而为、积蓄力量，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张一弛、文武并治的作战特点。纵观西北战场对于而言“事情的发展比我们设想的要快”【《致斯大林报告：新政府筹建与国内状况》（1949年6月12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65页。】，对于则是“西北整个沦陷之速，殊非梦想所及，悲痛矣”【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45页。】。其中，国共双方各自促成因素值得总结。

　　第一，作战兵力上，国共两方力量互易此消彼长。西安解放后，尽管胡宗南部退守秦岭、宝鸡，西北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的后期，但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还有差距。一野在作战力量上处于劣势，西北“尚有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二十六个军、六十八个师，共三十五万人”【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第324页。】。为此，果断在太原战役结束后，将参加作战的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划归一野部队建制，参加西北战场的决战。6月入陕后，一野兵力大为提升，从原来的15万人增至34万人，连同贺龙、西北军区部队，一野总兵力已达40万人，打破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利局面，使具备了大兵团作战，并继续向西进军解放大西北的军事实力。而方面，经扶眉战役、兰州战役、宁夏战役，在西北最具武装实力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所辖部队主力先后被歼灭瓦解，余部弃守阵地四散溃逃，已然分崩离析，难成建制。

　　第二，作战策略上，主动灵活，被动退却。华北抽调部队入陕后，一野利用军内部矛盾，提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钳胡打马、分割二马”等战略方针，有的放矢、从容应对。在具体作战中将大兵团运动战、阵地攻坚战和长距离追击战三者有机结合，首先集中兵力，歼击强敌主力，再打乱敌军联合反攻计划，实现各个击破。同时，在西北多方实施政治工作，分化瓦解敌人，争取敌军起义投诚。在全国战争形势的推动下，经多方努力争取，战争后期西北地区军约有半数宣布起义或投降，既减少了战争带来的损失，又加快了解放大西北的步伐。而方面，自开始向全国未解放地区全面推进之后，备守各地的军或败退撤离、或就地投降。这种“撤出若干重要城市”，放弃一部分土地，保全主力的做法与而言“为战略改变之结果”，“已由守线守点的战略，改取面的战略，实行机动战运动战”，【《1949年6月至9月行政院施政报告》（1949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 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穷途末路之际再图“分途组织各地地方武力，发动面的游击战争”【《1949年6月至9月行政院施政报告》（1949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 政治》（一），第309页。】。西北战场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主力大部被歼灭，残部撤退至秦岭以南汉中地区，保存实力、待机反攻；平凉追击战中，青宁互存戒心、各保实力，不战而退；兰州战役中，胡宗南与马鸿逵直到青马全线溃败弃守兰州一刻仍按兵不动、伺机观望，自始至终未对兰州城内的马步芳部提供分毫支援。

　　第三，作战士气上，团结协作，消极掣肘。1949年1月15日，根据战争形势发展，指示各军区、野战军更改番号。2月1日，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称第一野战军，各纵队改称军，旅改称师。6月经过同意，第一野战军成立第一兵团、第二兵团，至兰州战役一野分兵进军解放青海、宁夏、新疆三省前，与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协同作战、相互配合，歼灭胡宗南主力部队、分割青宁二马、击溃马步芳兰州备守主力，取得节节胜利，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方面，西安解放后胡宗南撤至秦岭，青宁二马恐殃及自身利益，相互联合，但三者皆是各有打算，做表面文章，关键时刻只求自保。对此，胡宗南言：“陇境友军，互相嫌猜”【《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241页。】。马鸿逵言：“逵知马步芳阴险狡诈难获合作”。【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张玉法、张瑞德主编：《中国现代自传丛书》，台北龙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26页。】“马步芳历举西北人事不协调，说话的多，打仗的少”【《徐永昌日记》（1949年7月29日），第384页。】。徐永昌言：“马、胡两方各说起对方，都似伤尽了感情，彼此绝无共信”【《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日），第375页。】。蒋介石言：“马步芳不学无术才不称职。一败之后，只报身家，一走了事，不知责，不知耻辱”，“马鸿逵之用心，实际求降通匪，表面上则声称忠贞不二”。【《蒋中正日记》（1949年9月21日），第283页。】终因在西北“兵力分散，补给困难，且指挥未能统一，友军协同不够，致连续遭受败挫，至可惋惜”。【《1949年6月至9月行政院施政报告》（1949年10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 政治》（一），第306页。】

　　1949年人民进军大西北，全面解放西北各省恰逢新中国成立前夕，有力配合了其他野战军的同期作战，支持了友邻战场的战事推进，加速了在大陆统治的瓦解崩溃，彰显了中国统一全国的决心与能力，鼓舞了全国军民战胜一切敌对势力的士气，也为后续国家建设提供了战略纵深和资源保障，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意义重大而特殊。

　　作者简介：王旭臻，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干部；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